在一家独大的状况下，世界上可数的几大电影产地始终处于美国人异样的眼神之下。印度电影向来以多产量和浓郁的民俗特色取胜，但是载歌载舞的印度影片于美国人眼中怎一个“土”字了得，一直以来实难进入美国市场；最不争气的是欧洲诸国，常以贵族自居，自命清高，曾有一段时间却闹得国内电影无以为继，全靠进口美国大片糊口；唯一能够和好莱坞抗衡的香港电影，空有“东方好莱坞”的虚名，各种类型片耍的舞舞生风，迷倒无数观众，可美国人一句话——“猴子戏”，便如孙猴子一样，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套用上面那个游戏规则：这些地区的电影即使再优秀，也根本无法撼动好莱坞的霸主地位。原因很简单，老美不喜欢！但是很欣慰，这些饱受歧视的电影产地，并没有像中国本土电影那样自惭形秽，反而挺直了腰板，以“本色”作坚守，以“取悦”为工具，终于在新世纪呈现出咸鱼番生之势。

      古语有云：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云：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好莱坞的一家独大，是一个时间问题，且仅仅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其它地区电影产业的日趋硬朗，以及对好莱坞制作模式的看齐，好莱坞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作艳羡的偶像，反而顺理成章的变成竞争的对手或合作的伙伴。不过话又说回来，好莱坞制造的“大片模式”确实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这却是好莱坞在霸权之余给世界电影做的一大贡献。如今，放眼世界，星罗棋布的各大电影产业区都在“商业大片”这条大道上健步如飞，做出赶超好莱坞的种种努力。

      中国内地的“武侠大片”，第一次让人感到中国商业电影的勃勃生机；印度的大片《克里斯》让印度人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超人”；德国的《火线战将》，其奢侈程度和赶超美国大片的野心令人咋舌……不同语种，风格迥异，应接不暇的世界电影第一次让观众感到如此眩晕，而这也恰好证明了往昔“一言堂”式电影格局的瓦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革命者的形象不再千篇一律，不再“高大全”。早些年对革命者的过分勾勒和革命样板戏的风行，让我们的影视界损失了一大批真实、亲和、容易铭记的银幕形象。当年的漂洋过海而来的《加里森敢死队》，对我们的触动很深，眼看着银幕上这些嗜酒如命、见色起意的凡夫俗子，我们才恍然大悟：他们竟然也是“英雄”！这样的思维冲突在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思量，就已经被人为切断。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在银幕上搜索来自民间的英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些英雄人物的一次次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英雄的心理需求。想当年，大街小巷集体传唱《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情景，正好印证了这种平民意识和务实意识的增强。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银幕上的英雄形象也慢慢生动起来。记忆最深的那部影片《烈火金刚》，我方人员穿上“特务衫”，进城把特务哄的团团转。此时，导演手法反复表现的却是向来羞于表现的耍酷和斗智斗勇时的小聪明，我们不由心生慨叹：原来革命者也可以这样潇洒？近来观看《亮剑》，臭脾气、脏话、流氓习性的李云龙，应该是和传统的革命者形象格格不入的，但正是这种源于生活的真实演绎，李云龙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突然发现，所谓的英雄，其实就和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一样，不是高高在上，反而伸手就可触摸的到。

       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务实的风气确实刮遍大江南北。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到如今我们可以随意见到的“李鹏日记”、“老常委卸任生活”等，不管是国家领导人还是革命者，他们都不再像从前那样遥不可及，被人奉若神明。有血有肉、可知可感，远远要比不明就里的崇拜有意义的多，而这也代表了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的回归。想当年一部《重庆谈判》破天荒的让国共两大领导人同台“飙戏”，不作褒贬、客观再现，这让当时的电影界着实打了一激灵。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银幕上的伟人形象、革命者形象，甚至英雄形象开始变得多姿多彩、个性十足起来。

      如此看来，《红色追击令》真是这种趋势下产生出来的“极品”。一个本属敌方的谍报人员，几番起落最终为我所用，成为我党渗入敌人内部的间谍。这样一位出身并非“清白”，经历异常复杂的革命者，在银幕上至今还未见先例。其实，对于这种具有“边缘”色彩的...

                               谈谈香港的谐趣武侠片

       作者：赵洋

电话：13592056894

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154号 东方红（洛阳）文化传播中心

邮编：471003

      谈到香港动作片的一大蜕变，总少不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谐趣功夫片，以袁和平、成龙为代表人物，这次变革足以和李小龙带给香港影坛的影响相提并论。谐趣功夫片作为香港动作电影的一个分支，它的诞生构成了古装武侠片——民初功夫片——谐趣功夫片这一完整体系。不过作为邵氏民初功夫片的延伸，如果不是因为袁和平的威名和成龙以后的国际影响力，谐趣功夫片恐怕还不足以成为香港动作电影的一个大的概念内容。

      这个体系如果还要继续延伸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古装武侠片——民初功夫片——谐趣功夫片——新浪潮动作片——时装动作片——新派武侠片——新生代动作片（包括世纪之交的电脑武侠和时装动作片）。提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总有人会说这是新派武侠的天下，其实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与徐克、程小东为代表的新派武侠相容相生，共同撑起武侠电影一片天的，还有以王晶、杜琪峰等为代表的谐趣武侠片，加之如今起于中国内地的“古装武侠大片”模式，于是这个体系结构又再变化：古装武侠片——民初功夫片——谐趣功夫片——新浪潮动作片——时装动作片——新派武侠片——谐趣武侠片——新生代动作片——武侠大片。

      作为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扛鼎，谐趣武侠的成绩斐然，但是口碑甚微，几乎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愿意提起。借助周星驰“无厘头”的东风，谐趣...

       异常困惑的是，日本电影为何永远都是含情脉脉的模样？为何日本电影人一直都有述之不尽的人间温情？幼时的《警犬卡尔》，让我们发现狗原来可以和人这样共存，还有那部《恐龙特急克塞号》，一度让我对那个消失的时代——白垩纪依依不舍，而至于阿尔塔夏公主和格乌之间隐讳的爱情，幼小的心灵还是略有体会和感悟的。其实80年代在港片大热之后，应该就是日本影视剧“温情脉脉”的天下：无论是莲花白一样的山口百惠，还是苍劲挺拔的高仓建，清一色日本作品中，时刻流露的都是人性的光彩，这是如今我们再次回忆日本影视剧时，最直观的印象。

       纵观世界影视界，中国内地向来是主旋律的天下，而好莱坞一直透露着大气与“世界警察”的咄咄气势，欧洲则以绅士自居，多追求“艺术”，中国香港由于孤岛求存，练就一身阳刚之气，影视作品多表现男儿志，日韩和中国台湾如出一辙，时时以泪洗面，柔情讲的最多，却显矫揉造作。你看看，如今的风靡一时的日韩偶像剧，以及在内地很有市场的台湾琼瑶剧，无不是在炒“感情”这碗剩饭，不过亏得人家厨艺精良，普通米饭也能炒得花样百出，让人屡试也鲜。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影视剧是人潜意识的投射，影视剧做到极至，自然能轻而易举的影响人的思维：武打片看多了一定会有人去少林寺学艺，好莱坞大片看多了就变着法儿想出国，感情戏看到一定境界自然就会逢戏必哭，剧中人尚未生离死别，你这厢已经是捶胸顿足。其实也不奇怪，哭——剧中人哭，还要观众哭，自然是所谓“情感戏”的杀手锏，无形中也成为检验此类作品是否成功的一大标准。

       在这种前提下，这些所谓的“日本制造”入主中国的野心便昭然若揭：不仅要掠得人民币，更要赚走中国观众一把鼻涕一把泪。想当年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让我们一次哭个够（听说散场后光留在影院的纸巾都够收拾了），不过再怎么说这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如今，当我们又要面对舶来品，面对“日本制造”的一只畜生泪流满面时，心里自是一番唏嘘：主旋律作品的风行，让我们习惯抒大情，却埋没了中国人作为“人”的温情，我们曾一度铁骨铮铮，却又千篇一律。迄今为止，记忆中在影院发自肺...

      刚才说到香港电影的写实风格。正是这种大气候影响下，香港影坛鲜有比较卡通化的影片出现。70、80年代比较鬼马的“五福星”和“许氏三杰”，以及90年代风行的“无厘头”，虽然也是相当的天马行空、无有章法，但均是清一色的香港草根阶层与市井文化在电影领域的反射，说到底还是“人”的游戏。目前来说比较“非人”的影片，还是相当有数的：石天和徐克的新老“夫子”算是一个特例，李修贤的《中国超人》、李连杰的《黑侠》、成龙的《城市猎人》、樊少皇的《力王》、杜琪峰和程小东的《东方三侠》系列等，也还是“卡通化”比较彻底的作品。除了部分取自漫画或卡通作品外，《黑侠》和《东方三侠》算是本港影片卡通化的经典之作。相同点还是很明显的：两部影片都是“侠”的故事，不过它们里面的侠，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里的侠，也亦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人”的基因（像黑侠已被切除神经中枢，以及《东方三侠》中已是被妖术饲养的“怪物”）。这些非本来意义上的人类的存在，并不是电影是否卡通化的唯一评判标准，但是不可否认，也只有做如是“非常规”的处理，才能彻底改变港片由来已久的类型片模式，从而生发出一条新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行走着的已经不再是“人类”，也并非传统国学当中的道、仙，但是他们依旧做着人类在做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一直按照人类的道德准绳限制着自己的言行。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

      制约此类影片发展的桎梏，如果说是香港影坛的写实风气的话。那么与这股风气背道而驰的人，情况会不会好点呢？前面提到杜琪峰和程小东，杜琪峰的《大支佬》算是一个“非人类”的代表，而向来崇...

      很久一段时间里，我们被浸泡在“主旋律”电影中，被强行拖进“写实主义”肆虐的视听文化中。现实赞扬的多了，批判的多了，同样的声音听的多了，第一个烦的是导演，接下来则是观众。因为观众本身不是唯唯诺诺的听者，更不是社会现实的默然观者，他们其实仅仅只是在光影世界里寻求刺激的过客而已。影像转瞬而逝，残留在观众脑海中的，剩余的恐怕只有肢残破碎的片断。随后，他们又会一如往常的成为另一部影像的匆匆过客。在如此多变的观众面前，电影，究竟需要做的是什么？是教化，是感召，是深思，是共鸣，或者仅仅只是哈哈一笑？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疯狂的石头》作为一个尝试类型的“新中国电影”，似乎只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也就是几乎不值一提的“哈哈一笑”，仅此而已。然而，长期为港式无厘头而笑，为好莱坞执拗的西方幽默而乐，为沉郁但又循规蹈矩的葛（优）氏喜剧开怀的中国观众，第一次在影院里为中国电影哈哈大笑，且又如此肆无忌惮，已经在无形中宣布了“新中国电影”时代的来临。所谓的“新中国电影”正是由不才提出，何谓“新”？自我感觉：第一次在电影中褪去了“文化”的轻纱重幕，第一次煞有介事的主攻“俗”文化，第一次旁若无人的表现出“俗文化，真好”的潜在意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影片没有任何“自创”套路，导演第一次明目张胆的公布，我在学别人的电影，用导演宁浩自己的话说，我们“总耻于向别人学习，其实自创也不一定是好的，类型片一定要学，要不然何以成为类型片”。等等等等，众多第一所累积形成的，是对以往积习的彻底颠覆与嘲弄。

      对盖·里奇电影类型的顶礼膜拜，对同为一宗的“日韩式盖·里奇”电影语言的重复、吸收与灵活运用，都让这部电影显示出不同以往的全新感觉。宁浩访谈中说：剧本看上去完全像一部香港电影，但是他们经过加工、润色、修改，立志要拍成一部“中国特色”的影片。其实我觉得，除了香港影人梁鸿华的出场，以及那句出现多次的粤语“顶你个肺”外，几乎找不到一丝港片的影子。充斥其中的，反而是前后错位、高位剪接、凌乱影像的盖氏语言风格。鄙人才疏学浅，以目...

     首先，今年是中国电影扬威国际之年。持此论调者，言出有理。在日前闭幕的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中国导演贾樟柯以《三峡好人》，一举捧回“金狮”大奖。这还不算，另一位中国导演刘杰凭借《马背上的法庭》，夺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再加上贾樟柯的纪录片《东》获得“2006奥玛尔.嘉里亚尼奖”，蔡明亮的《黑眼圈》夺得未来电影节特别奖，5部电影入围，4部作品或大小奖项，“华语电影人创下有史以来华语电影再欧洲三大影展上最辉煌的纪录”。难怪同为第六代导演的王小帅高兴的称之为“中国电影的全面胜利”。而对于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闷”，“纯属个人作品”，“曲高和寡”等论调，王小帅自有一套足以应对：“如果有越来越多这样有影响力的非商业影片的出现，就能够提升更多观众的观影品味，让这些电影真正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

     奖项认同竟然能够给中国电影人如此这般的振奋与刺激。然而紧接着需要面临的是，奖项认同之后观众挑剔的目光。观众很挑剔，很难对付，他们不同于专业人士，但他们给出的评判标准却是最有代表性的。好看，抑或不好看，接受，抑或不接受。简单明了，一锤定音。我们可以说普通观众的是非观关于俭省，无法如评委一样面面俱到、旁征博引、认真揣测。然而就是这些凡夫俗子的起码要求，我们扬威国际影展的中国影片却无法给予满足——至少请他们去电影院。于是，原因马上被一脚踢开——“观影品味”——目前而言，观影品味影响着这批影片在群众中的传播。这就是第六代导演的混帐逻辑。

     其次，在日前东方卫视的“夜新闻”栏目中，一个讨论的命题赫然在目——“中国古装武侠大片究竟还能走多远？”呵呵，多么愚蠢的一个命题，一个多么为应景而作的一个命题？香港武侠从（20年代）40年代走到2000年，将近100年的积累才出现一部《卧虎藏龙》成就绝世威名，中国古装武侠大片才蹒跚学步4年而已，竟然还会有人对这样一个命题大肆宣扬。于是，预料中的情景出现了：一如《英雄》的批判声，对于中国三大导演纷纷下海“触武”，自然又是一番义正词严的拷问。平心而论，《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中国武侠一路走来，步履蹒...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夜宴》终于可以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这部影片的杀青，标志着中国最著名的三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无一例外的“触武”，武侠大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公认的一大命题。如今，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也已接近尾声，2006年，无疑是中国商业电影的一个“大时代”。

           自从《卧虎藏龙》获得空前成功，因为久远而容易被中国人遗忘的“武侠”，才在新世纪崭露头角，除去尘封，继而以崭新的面貌和世界人民见面。其实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伊始，武侠电影已经成为当时电影界最受欢迎的片种之一。诡异、奇特、传统、新鲜，种种撩人的看点，让光影与武侠完美结合。然而由于武侠电影本身的缺点和不足，此类影片长期以来只能沦为“下九流”之作，难登大雅之堂。种种匪夷所思的噱头，除了增加看点外，就只有削弱电影本身的质量和价值。直到一代电影大师胡金铨的生花妙手之下，武侠电影才因为加入浓郁的国学色彩和美学元素，扬威嘎纳电影节。而这已经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了。武侠电影在苦苦挣扎半个世纪之久，才获得应有的荣誉和名份。

           进入新世纪，一部《卧虎藏龙》彻底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生存语境。也再一次证明了，武侠一旦和源远流长的“国学”相容相生，其威力将是巨大不可限量的。《卧虎藏龙》的另一个功勋，就是直接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长期缺乏国产大片的缺憾。国际奖项和高票房的刺激，使得一群“文人儒士”投笔从戎，纷纷做起“武侠梦”。《英雄》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大片时代”的来临。而今，我们再度审视《英雄》，忽然发现它对后世的影响并非只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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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就是你》   

见证中国电影“都市化”进程

  中国的文艺片鲜有轻松自在的都市情景剧，电影工作者大都愿意把眼光投射进偏远的农村或者山区，像刘烨的《那山 那人 那狗》和章子仪的《我的父亲母亲》等，演员们似乎更乐意光着脚丫，奔跑在一望无垠的黄土地上，伴随身后的是一阵飞扬的尘土。 

  随着电影市场的转变和人们观影需求的提升，一味为追求艺术而“脱俗”，为拿奖而谨守“特色”的道路，似乎不再像原先那样笔直。因为奖项、艺术之外的观众因素，在现如今已经日趋明朗起来。正是这种细微却又不能忽视的变化，使得中国电影人慢慢步入“都市”，寻求一种新的“语言”来承载（电影）作品。我们看到的是，在电影成为产业之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电影的“都市化”。 

  如何解释所谓的“都市化”？如今风靡一时的“古装动作片”就是电影都市化的一个典型实例。这里的都市化不是简单的“故事发生在都市”，而是指整部影片能够存在所需要依托的一个大的概念空间。比如我们的《十面埋伏》，比如最新的《夜宴》，它们的定位是“古装大片”，于是，承托影片的不再是第五代导演镜头里常见的黄土飞沙，反而是一种可以虚拟、可以夸张的华丽时空。电影一旦变的“华丽”起来，就标志着本身的向心力已经偏向了市场。而这种变化，瞬间让中国电影与“农村”背离，中国电影也在这时，开始变的“小资”起来。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趋势，在电影领域的反映。 

  关于中国电影的这种变化，前面用了一个词——背离，可能说得有点绝对。事实上，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一向都在标榜“植根于普通民众”，即使再怎么“都市”，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样的背离。我们不是常说吗，往上数三辈儿，都是农民。这一“根”似的情结，永远左右着土生土长的中国电影导演。比如冯小刚的《手机》，说的是都市情感和信任危机，但是潜意识里怀念的，还是农村那个淳朴的清静世界。